绪论
一 21世纪以来生活美学研究的兴起与现状
（一）21世纪以来生活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现状
在中国学界，生活美学研究的兴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多次召开有关生活美学的学术会议。2010年8月，以“美学的多样性”为主题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开设了‘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与‘日常生活美学’的两个专题会场”[1]，生活美学得到了热议。[2]2012年9月，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吉林长春召开，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视角出发为生活美学贡献了诸多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话语资源。[3]2017年10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在生活美学的相关论题上既有观点的共识，也有观点的交锋，从而加深了对生活美学的理解，推进了对生活美学的研究。[4]2018年12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主办的“生活美学思想源流学术研讨会暨《情感与行动》译书发布会”召开。这次会议引发了学界对生活美学与实用主义关系的关注和思考。[5]2020年10月，由复旦大学生活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美学与身体行动”高峰论坛召开，这次会议在生活美学与身体美学之间架设了研讨的桥梁。[6]2021年11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中国美学的生活面向”学术工作坊，与会学者主要就与中国古代生活美学有关的议题进行了学术发言与交流。二是学术期刊组织了有关生活美学的专题讨论。《文艺争鸣》杂志在2010年推出了“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专栏，分多期讨论了“外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化研究与生活论转向”“生态理论视野与生活论转向”等专题。[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2020年第4期推出了“生活美学研究”专题，刊发的4篇论文虽涉及生活美学的不同论题，但又都表达出了共同的关切，即如何更好地推动生活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建构。[8]此外，《艺术评论》于2022年第10期策划的“中华风物与生活美学”专题则侧重在物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探讨中式生活美学。三是高校内成立了专门的生活美学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成立了生活美学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成立了生活美学研究院。从上述生活美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期刊有关生活美学专题讨论的组织和生活美学研究机构在高校的成立中不难看出，生活美学研究已在中国学界兴起，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学界的生活美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生活美学本土资源的挖掘。
一是注重挖掘儒、道、禅各家美学中的生活美学资源。这方面的研究以刘悦笛为代表。首先，他从郭店楚简获得启示，认为“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9]，他还探讨了“孔子闲居”“吾与点也”“孔颜乐处”等儒家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刘悦笛看来，道家之“‘道’本身就是‘生活之路’”，“‘道’并不是虚幻地高蹈于‘另一个世界’，而始终实实在在地践行于当下的‘生活世界’之中”[10]，因此与儒家互补的道家也具有生活美学的面向。再次，刘悦笛指出，“真正的禅宗，就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禅宗就是一种审美化的生活”[11]，这就揭示了禅宗的生活美学维度。不难看出，这里刘悦笛既是在生活美学的视域下重新阐释和定位了儒、道、禅三家美学，又是将三者共同视为本土生活美学的文化渊源与思想根基。
二是重点关注魏晋和明清时期的生活美学资源。魏晋生活美学研究的代表是李修建的《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这是第一本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的断代史研究专著。该书从“人物品藻：魏晋名士的形神之美”“奇装异服：魏晋名士的服饰风尚”“清谈析理：魏晋名士的语言游戏”“饮酒服药：魏晋名士的诗意人生”“东篱采菊：魏晋名士的雅趣爱好”等方面全方位展现了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图景。[12]明清时期的生活美学得到了学者们的格外关注。曾婷婷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围绕“欲”“闲”“癖”“奇”“生”等相互关联的核心范畴剖析了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美学观念，并将“生”作为其精神旨归。[13]赵洪涛的《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主要论析了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在“居室”“颐养”“饮食”“游山水”“逛青楼”“游园林”“读书赏画”“品花鉴草”等中的审美活动，并探讨了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审美胸怀和审美情感以及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的本体和悖论。[14]此外，赵强紧扣“物”，以“‘物’的崛起”[15]凸显了晚明生活美学的独特样貌。毛文芳则以“闲赏”为晚明生活美学进行了定性。[16]清代生活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李渔的《闲情偶寄》展开。研究者们不仅细致分析了李渔生活美学的主要内容，即《闲情偶寄》中的仪容审美、家居审美、器物审美、园林审美和饮食审美等，还注重归纳其要义与特点。在曾婷婷看来，“贵新、活变、独创是始终贯穿于李渔生活美学的精神主旨”[17]；贺志朴指出，“行乐”作为“李渔生活美学的最高原则”是“在感性享乐中融合了理性的因素，使之没有堕落成道德层面上的低俗淫亵，而是升华为审美层面的高尚和品位”[18]；陈莉则以“明清时期城市生活中的乡村情结”为论述视角，认为“《闲情偶寄》集中表达了居住在狭小城市生活空间中的文化人营造诗意生活氛围的努力”[19]，这就对李渔的生活美学进行了颇具新意的阐释。
三是将中国现代生活美学资源纳入研究视野。这方面的研究以人物个案为主，主要涉及林语堂、宗白华、周作人、丰子恺和张竞生等人。丛坤赤认为，生活美学就是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即“坚持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社会、人生、生命本体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快乐、自由、有尊严地——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0]，这种生活美学也为林语堂提供了文化融合的基点、标准和方法。她深入探讨了林语堂生活美学的具体内涵、性质特点、形成原因和独特意义，试图从生活美学的视角更准确地解读林语堂的美学观念及文化立场。赵全会认为，“宗白华讲的‘艺术人生化’或者‘人生艺术化’，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宗白华美学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美学”[21]。刘丽霞认为，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中“以日常生活为审美对象，将身边的琐事纳入自己的审美关注”[22]，展现出了以“苦”“淡”“趣”为美的日常生活审美追求。许玲论析了丰子恺真善美相统一的生活美学观。[23]刘淑锋认为张竞生生活美学的实质在于“力图从个体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组织管理，建立一套完整的美的生活系统，从而实现物质美和精神美的有机统一”[24]。从上述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生活美学中，传统与现代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中国现代生活美学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对自我人生理想和生命情怀的一种建构，它承继和延续了古代文人追求审美化生存的人生旨趣。同时，中国现代生活美学又自觉担负起以审美来变革人心，进而变革社会的重要责任，由此推动了本土生活美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第二，生活美学西方理论的阐发。
一是注重关注当今西方生活美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刘悦笛撰文对2005年以来西方学界陆续出版的一批与生活美学相关的著作进行了以点带面式的内容简介，描绘了当前西方生活美学理论的基本概貌，并指出西方生活美学的研究方法论“可以区分为‘认知方法’与‘非认知方法’两类”，而相比认知方法，非认知方法“形成压倒性的趋势”。[25]除了关注英语国家的生活美学理论外，刘悦笛还将目光投向德语国家的生活美学理论，他着重论析了以吉尔诺特·伯梅“中庸”的“气氛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激进”的“超逾美学”和马丁·塞尔“保守”的“显现美学”为代表的三种可谓“和而不同”的德意志“生活美学”取向。[26]刘悦笛对德国生活美学理论的开掘有助于促使我们不断拓宽研究视野，主动关注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活美学理论，从而一方面进一步体认生活美学之于当下美学新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推动生活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化建构。
二是注重把握西方生活美学理论对于美学变革与重构的重要意义。张法基于对韦尔施、费瑟斯通、鲍德里亚、舒斯特曼和曼德卡五位学者相关言说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生活美学批判和突破了以艺术为中心的传统美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艺术的距离说和孤立说”“审美/艺术的非欲望论和超功利论”“审美/艺术的自由论，想象论，本质论”和“审美的只有形式论、自律论、目的论”。在他看来，生活美学标志着“新的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美学范式开始浮出水面”，其特征在于艺术与生活的相互交汇、形式欣赏与功利欲望内容的紧密结合以及日常现实的仿像化。[27]同时，张法还将西方生活美学置于西方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指出西方生活美学体现了西方美学思维范式和美学类型由区分型向关联型转变。他认为生活美学与生态型美学和身体美学一起，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关联型美学的代表，它们共同否定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分型美学。[28]可以说，正是这种由区分型向关联型的转变才是西方生活美学生成的更为根本的动力，也是其对于美学变革与重构更为深层的意义所在，即由以往审美与生活的区分疏离转向二者的关联互渗，从而促进美学回归和走进生活。
三是注重寻求中西方生活美学理论之间的相近相通。这方面的研究虽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充分展开，但无疑是一个值得倡导的研究方向。刘悦笛和张未民在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刘悦笛认为，儒家的生活美学与杜威“是可以相互沟通与融合的”，其理由在于儒家的生活美学与杜威的关于“经验”的主客合一体论、“一个经验”的完满观念和“审美经验”之情感性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29]张未民则立足中国传统美学中“感兴的情物互动双启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经验过程”，提出“是否可以从杜威的‘一个经验’而回溯中国传统，说出‘一个感兴’这样的中国生活言说”[30]的构想。可以说，将中西方生活美学理论相互关联、求同存异既有新意，也颇具难度，它有助于形成生活美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第三，生活美学实际应用的探讨。
一是将生活美学应用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生活美学最直接和最突出的应用。成远镜、朱晶的《生活美学》[31]选取了人体、服装、饮食、建筑、旅游和环境等生活领域，探讨了审美的原则、规律和方法在其中的具体应用，有助于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审美的向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张轶的《生活美学十五讲》[32]不仅论及如何在服饰、饮食、建筑和交通等物质生活领域中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而且还将生活美学延伸和扩展至信念、情感、幸福、礼仪、快乐等精神生活领域，体现出生活美学对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影响。朱志荣的《日常生活中的美学》[33]关注气质、服饰、人生境界和家居装饰等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力求将美学学理与生活实际有效结合。
二是将生活美学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李芳芳对台湾诚品书店展开个案研究，认为其成功之道在于“人文生活美学”。[34]王玲聚焦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中特有的创意生活产业，探讨了生活美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35]同时，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设计产业也受到关注。曾辉倡导将东方式的慢生活美学融入现代设计中，从而“推动东方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36]王海亚、孙高波则强调基于生活美学的工业设计能够为我们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37]此外，近年来的研究还涉及将生活美学应用于城市形象的影像再造与传播、民宿经营、文旅项目建设、产品包装设计、服装品牌设计和首饰设计等方面，展现出生活美学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所具有的巨大的开发潜能，也预示了今后生活美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将更加密切。
三是将生活美学应用于审美教育领域。陶莉认为，“美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彰显了当代审美的本质，拓展了美育教育的领域，改变了美育活动的方式”[38]。刘悦笛指出生活美育的特征在于它是“文化教育”“自我教育”“终身教育”；生活美育的目标在于塑成“生活艺术家们”，“而人人都是艺术家则是其终极社会理想”[39]。在学校美育和生活美育的关系上，刘悦笛认为二者“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由此“中国美育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整全的美育”即“大美育”[40]。刘悦笛还提出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进而走向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41]，这就进一步提升了生活美育的社会地位。
（二）21世纪以来生活美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现状
在西方学界，生活美学研究的兴起是对以艺术为中心的西方美学传统范式的挑战与反拨。从19世纪开始，西方美学日益聚焦于艺术领域，美学成了艺术哲学，这一取向延续到了20世纪。随着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环境美学对艺术之外的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美学局限于艺术是对美学研究领域的严重窄化，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以进一步拓展美学的研究疆域。同时，生活美学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兴起也是对西方哲学中日常生活讨论传统的复兴。自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以来，日常生活领域得到了西方哲学界的关注。许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列斐伏尔、卢卡契、赫勒等人都对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剖析。生活美学研究的兴起可被视为在美学层面上对该哲学传统的回应与延续。
2005年以来，西方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生活美学的研究著述，掀起了生活美学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著述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出版了一批明确以“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Everyday Aesthetics）[42]为题的论文集和专著。2005年，由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和乔纳森·M.史密斯（Jonathan M.Smith）合编的论文集《日常生活美学》出版。在此之前尽管也有关于生活美学的理论探讨，但多为零星分散的，而真正在“生活美学”论域下的集中而广泛的探讨始于该论文集的出版，这也标志着生活美学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正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该论文集分为“生活美学的理论阐释”“欣赏日常环境”“发掘日常审美”[43]等三个部分，其收录的11篇论文基于各自作者不同的思考角度和见解，展现了生活美学的多重面向，为此后的生活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集中虽没有探讨生活美学与环境美学关系的论文，但收录了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和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三位环境美学研究者的论文且在第二部分专题探讨了对日常环境的欣赏，暗示了生活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内在关联。
随后，卡蒂亚·曼多奇（Katya Mandoki）的《日常美学：平凡性、文化游戏与社会身份》于2007年出版。曼多奇在该书中对西方传统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并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家庭、宗教、教育、医疗等日常生活领域作了详尽的美学分析。[44]同年，日裔美籍学者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美学》出版。斋藤百合子在书中试图打破美学研究以艺术领域为核心的传统，强调生活美学的重要性，指出看似细琐的日常生活审美判断和决定对于我们生活品质的影响日益增强。同时，斋藤百合子还考察了日常生活审美的道德面向。她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德—审美判断”这一概念，认为日常审美反应能够表明和强化我们的道德观念。[45]2012年，托马斯·莱迪（Thomas Leddy）的《平凡中的非凡：日常生活美学》出版。该书的主标题“平凡中的非凡”即表明了全书的核心观点。莱迪在书中批判性地借鉴和吸纳了历史上与生活美学有关的理论资源，并紧紧围绕日常生活审美的特性展开研究工作[46]，完成了对生活美学更为深入的理论建构。曼多奇、斋藤百合子和莱迪的著作进一步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生活美学的探讨。
第二，出版了三部书名未有但书中明确使用“生活美学”的著作。格林·帕森斯（Glenn Parsons）与艾伦·卡尔松于2008年出版的合著《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设专章探讨了人工制品和生活美学，认为“功能之美”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生活美学。[47]简·福希（Jane Forsey）于2013年出版的《设计美学》对生活美学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由此提出了她的设计美学理论，强调了美学、日常生活、审美与设计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推动生活美学的发展与完善。[48]2017年，斋藤百合子的第二本生活美学专著《熟悉的美学：日常生活与世界的创造》出版。该书立足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将生活美学分为“熟悉的美学”（即将日常体验为日常）与“陌生的美学”（即通过陌生化将日常体验为超日常）两大类，强调了日常生活审美在环境、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所发挥的效能。[49]
第三，《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英国美学杂志》《当代美学》等学术期刊刊发了多篇生活美学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包括雪莉·欧文（Sherri Irvin）、凯文·梅尔齐奥尼（Kevin Melchionne）、克里斯多夫·道林（Christopher Dowling）、奥西·瑙卡里宁（Ossi Naukkarinen）、卡勒·普奥拉卡（Kalle Puolakka）、托马斯·莱迪和卡蒂亚·曼多奇等。论文主要涉及生活美学的释义、生活美学中的日常性、生活美学的范围、生活美学的意义、生活美学中的习惯与功能、生活美学与日常行为、杜威与生活美学、审美在日常经验中的普遍性以及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等理论问题。
西方学界的生活美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高度重视杜威的美学理论。几乎所有的生活美学理论家都从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中获得启发，莱迪更是称杜威为“生活美学之父”[50]。杜威与生活美学的关联在于他的审美经验观。在杜威看来，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区分不在于该经验是否针对艺术品等特定的事物，而在于其是否达到“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即完整、圆满的经验。换句话说，不涉艺术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果能成为“一个经验”，那么它也即具有审美特质的经验，这就为在日常生活中生成审美经验提供了可能。
二是注重对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探讨。这方面的探讨以托马斯·莱迪、斋藤百合子、雪莉·欧文、克里斯多夫·道林、阿托·哈帕拉（Arto Haapala）、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等学者为代表。莱迪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以“光韵”（aura）凸显了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超越性。他认为，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即对日常对象的“光韵”进行体验。这里的“光韵”指的不是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而指的是“一个被体验为愉快或痛苦与愉快兼具的对象所具有的现象学特性”[51]。在莱迪看来，“光韵”不是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而是通过审美体验被赋予的新质。“光韵”能够提高对象的重要性，使对象超越自身进入另一个世界从而变得更加真实和鲜活，即“光韵”具有间离日常的效果。因此，只有体验到对象的“光韵”，才能将日常转变为超日常，进而获得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不难看出，莱迪其实是肯定和承续了杜威“一个经验”的思路。同时，莱迪还区分了低层与高层两种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他认为低层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与“整洁的”“干净的”等浅表审美属性有关，而高层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则是一种崇高感的获得。[52]与莱迪不同，斋藤百合子认为以杜威“一个经验”为代表的超越性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很少发生且只占据我们生活的很小部分，许多日常经验本身就由审美考虑所引导，包含着审美判断、决定和行动，因此具有审美属性，如日常的穿衣打扮、购物、家居装饰、在庭院种花、打扫房屋和清洁汽车等。在她看来，要获得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不必超离日常去另创一种特殊的经验，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有待开掘且能对环境、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存在施加重要影响的审美潜质，而这又常被人们忽视。雪莉·欧文也不认同杜威的“一个经验”，她注重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存在的普遍性。欧文认为一些日常经验虽达不到杜威“一个经验”的标准，但依然具有审美特性。她立足对日常感知的细致分析，指出当一个人在屋内时，他的所见所闻，他在椅子上的坐姿以及感受空气的流动等日常经验都可被视为审美的，她甚至认为搔痒也属于日常生活审美经验。[53]对此克里斯多夫·道林提出了质疑：“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一个经验成为审美，对于欧文来说是困难的。”[54]在道林看来，欧文所说的搔痒等经验只是快感而非审美经验，由此他以康德意义上的快感与审美愉悦的区分作为评判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生成的标准，强调生活美学不应轻视什么才算是审美的问题。相比斋藤百合子和雪莉·欧文，阿托·哈帕拉更明确地指出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可在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和熟悉性中生成。在他看来，“日常事物虽缺乏令人惊奇的元素或对陌生的新鲜感，但它们能够通过一种令人舒适的稳定性，通过在家一样的感觉以及通过在一个‘安全’情境中的正常作息而获得的满足来带给我们愉悦”[55]。也就是说，日常经验中的舒适性、稳定性、如在家般的熟悉性和安全性等特性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从习惯的角度看，哈帕拉提出的上述特性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习惯性或者说适应性，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生成也有赖于此。但杜威则认为，这种习惯性或适应性会阻碍审美经验的生成。他指出“审美的敌人”是“屈从于实践和理智行为中的惯例”[56]，并且由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人与环境的更加地相互适应，对于进一步的审美创造是不利的”[57]，可见两人在此问题上立场和观点的相异。古姆布莱希特则着重归纳了日常生活中审美经验发生的三种情形：当日常生活之流被中断之时，当物品的形式与其功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吻合之时，情境转换之时。[58]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审美经验得到了西方生活美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它是西方学界生活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直接关乎生活美学的理论根基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上述不少西方学者在探讨日常生活审美经验时都将杜威的“一个经验”作为潜在的对话对象，他们或肯定和承续“一个经验”的思路，或对其进行否定和批判。此外，西方学界的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研究也引发我们思考如何分辨日常经验的审美性质与非审美性质，如何判明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等问题，进而为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生成作出更为合理适切的阐释。
三是注重对艺术与生活美学关系的探讨。这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主张艺术与生活美学相分离，以斋藤百合子为代表；另一种则主张艺术与生活美学相融合，以托马斯·莱迪为代表。斋藤百合子主张艺术与生活美学是两个各自完全独立的领域，生活美学不应关涉艺术。在她看来，艺术作品中的事物与该事物在其日常情形中的原貌是不同的。日常事物一经艺术表现便丧失了其日常性而超离日常，显得特殊起来，我们对它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斋藤百合子这里，即使是那些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艺术依然是艺术，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依然存在而没有模糊或消失。同时，斋藤百合子还指出我们生活的审美面向“虽会受到艺术的影响，但其运作截然独立于我们的艺术经验”[59]，由此她反对将分析艺术经验的模式套用于对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分析。斋藤百合子将艺术与生活美学对立起来，她反复强调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美学对艺术的过度重视才导致我们极大地忽视了日常生活审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又不能为我们审美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充分的阐释，因此也就无助于生活美学的建构。与之相对，莱迪则批评斋藤百合子“过分轻视了艺术与生活美学之间的动态关系”[60]。因此与她不同，莱迪十分强调艺术与生活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生活美学不能忽视艺术。首先，莱迪富有创见性地指出了黑格尔与生活美学的关联。黑格尔将美学定位为“艺术哲学”，因此通常认为他与生活美学无关。但莱迪认为，黑格尔在对荷兰和西班牙绘画艺术的探讨中关注到了艺术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并提出这种表现是对日常生活的突出和强化，进而能够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观点。因此在莱迪看来，“黑格尔虽不是生活美学的倡导者，但他通过指出艺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值得审美关注的特质进行发掘的方式而对生活美学这一新领域有所贡献”[61]。可以说，莱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常作为生活美学对立面出现的黑格尔那里寻找理论支援，表明即使是明确将美学限定于艺术的黑格尔也并非只谈艺术而完全忽视生活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这就意味着生活美学显然也不能只谈生活而不顾及艺术，强化艺术与生活美学的关系是必要的。其次，莱迪在生活美学的视野下高度评价了艺术家及其作用。莱迪认为“艺术家是真正的生活美学家”[62]，并指出艺术家一方面通过艺术创作改变和重建日常生活，因而最能从日常中超越日常；另一方面则“帮助我们‘组构’和塑造欣赏日常的经验。感知艺术家的作品，不仅仅是现实主义作品，使我们能够领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元素是如何可以被审美地感知的”[63]。莱迪举例说一个人在参观完莫奈的画展后便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生活中的树，一个人在为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感到遗憾和畏惧后便会更有意义地体味自己生活中的遗憾和畏惧。也就是说，在莱迪看来，艺术家能够改变我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方式。再次，莱迪认为以往被艺术美学忽视的内容也可纳入生活美学。莱迪将目光投向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艺术家的工作室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明确地体现出艺术与生活美学的辩证法”[64]，而这很少为艺术美学所关注和讨论。在莱迪看来，艺术家对其工作室内的各种事物（如用于静物写生的一盘水果、颜料、调色板等）所具有的审美特性的感知和对艺术创作中自己肢体运动的体验都可纳入生活美学。这实际上是从生活美学的视角出发对以往艺术研究仅重视艺术作品完成后的情形而忽视艺术创作过程的一种反拨，这虽会造成艺术美学与生活美学的重叠，但恰恰也是对二者关联的强化。
应该说，由于斋藤百合子着眼于对以艺术为中心的西方传统美学进行批判，因此她激进地强调艺术与生活美学的分离，旨在使被艺术遮蔽的日常生活审美面向得以开显并获得有别于艺术的分析和阐释，从而凸显建立生活美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丰富美学话语的生产。而莱迪则更多地受到杜威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对摄影艺术的浓厚兴趣以及他的妻子是画家，因此他更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到艺术与生活美学之间的连续性，立场上也较为温和。
与斋藤百合子和莱迪不同，梅尔齐奥尼从个体幸福的角度为探讨艺术与生活美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他认为从有助于个体幸福来说，生活美学比艺术更具丰富的可能性，也更有意义和价值，其理由有二：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实践是不间断的、经常性的活动，而人们接触艺术（如去参观艺术博物馆或去听音乐等）则是偶然的；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实践是自我控制和自我协调的，而艺术则要受到艺术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相比于艺术，生活美学能够更好地提升个体幸福。当然，梅尔齐奥尼也不否认艺术对个体幸福的作用，但前提是人们应改变对待艺术的方式，即应“把艺术视为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协调的活动去从事”[65]。换句话说，人们只有亲身参与和介入艺术而不是如旁观者那样被动地接受艺术，才能使艺术真正促进个体幸福。梅尔齐奥尼在此将对艺术与生活美学关系的探讨与个人幸福这一现实问题相结合，使艺术与生活美学共同面对该问题，通过比较二者在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上的差异，使对二者关系的探讨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这也是其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四是西方学界的生活美学研究方法有其特色。一是表现出了基于艺术和基于非艺术的两种生活美学研究方法。基于艺术即将研究艺术的方法运用于生活美学研究，以托马斯·莱迪、克里斯多夫·道林和雪莉·欧文为代表；基于非艺术即建立不参照和依赖艺术研究的独立的生活美学研究方法，以斋藤百合子和卡蒂亚·曼多奇为代表。二是托马斯·莱迪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美学研究方法，即通过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美学术语的使用来研究生活美学，这是莱迪对生活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贡献。既体现了他重视人们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表达，又带有分析美学语言分析法的色彩。三是部分西方学者在对生活美学进行研究时，既能重视理论探讨，又能描述日常生活审美的经验和事实，力求将理论与经验、事实结合起来而不作空洞抽象的理论论述。如斋藤百合子在对生活美学的理论探讨中就列举了茶道、园艺、观赏樱花等日本传统日常生活审美的案例，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在此，描述法也成为西方学界生活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界的生活美学研究并非要取消传统美学，而是在探索方向和话语范式上对传统美学进行拓展与突破。莱迪就指出，生活美学“与更传统的美学领域密切相关”[66]。如果追溯到“美学之父”鲍姆加登（也作鲍姆加滕）那里，他虽没有提出“生活美学”，但美学应关注日常生活的观念已经显现。“对于鲍姆加滕来说，‘美学’有一个关键性的实践性目标，那就是提高人的感知能力与感官意识以便能够提高欣赏和表演；欣赏和表演的范围不仅仅包括艺术与美的事物，而且也包括生活中的实践事务”[67]。可见，关注日常生活本就是美学的理论传统，只是这一理论传统断裂太久了，现在是时候恢复和接续了。
二 界定生活美学、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
（一）界定生活美学
生活美学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界定。目前中西方学者虽都对生活美学展开了界定，但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界定。
中国学者对生活美学的代表性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从应用性或实用性的角度进行界定。部分学者认为生活美学是一种应用美学或实用美学。如傅其三认为：“生活美学属于应用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一门科学。大体而言，生活美学分为自然美学和社会美学两大部分。”[68]成远镜、朱晶认为“生活美学是以生活美作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美学学科”“生活美学是实用美学中的一个分支，是运用美学的理论，研究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揭示生活中美的事物和审美活动的特点与规律的一门学科”[69]。刘广新、胡友峰认为生活美学“是深入到大众中去，解决大众生活审美难题的应用美学”[70]。蒋勋更直白地指出“生活美学是实际在食、衣、住、行当中体现出来的”，他试图“把生活美学拉近到食、衣、住、行，开始实际改善这四个层次”[71]。
第二，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进行界定。刘悦笛明确反对将生活美学界定为应用美学或实用美学，他认为“‘生活美学’更是一种‘作为哲学’的美学新构，而非仅仅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构建”“‘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回到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美学’”[72]。他的《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一书从现象学哲学的角度出发，以马克思、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杜威等人的理论为思想资源，试图建构一种本体论的“生活美学”，这不仅在于解决当代美学的转向问题，而且思考如何在“后现代”下重构“现代审美精神”的问题。[73]
第三，从生活的角度进行界定。这里出现了两种界定的思路。一种思路抓住审美与生活二者的关系。如仪平策认为“生活美学是以人类的‘此在’生活为动力、为本源、为内容的美学，是将‘美本身’还给‘生活本身’的美学，是消解生活与艺术之‘人为’边界的美学”[74]。王确认为“生活美学是确认生活和美的合法性的一种美学原则，是对生活和美学的解放的美学原则。针对生活的不尽人意采取批判和否定的行动来改进，或许是一种拯救方式，但这种方式是颠覆性的；针对生活的不尽人意采取审美的方式至少也是一种救赎，而这种救赎却是建设性的”“生活美学是美学现实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生活美学正是基于生活的不尽人意才试图走近生活，以审美的方式来改善生活”[75]。陈雪虎认为生活美学“顾名思义，通俗地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甚或同一起来的努力”[76]。另一种思路则由对生活价值的分类出发，进而对生活美学进行界定。刘悦笛、赵强认为生活的价值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理的价值”、“情感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由此将生活美学分为三类，即“生理的”生活美学、“情感的”生活美学和“文化的”生活美学，三者形成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刘悦笛、赵强认为“生理的”生活美学包括饮食、饮茶等，“情感的”生活美学包括闲居、交游、雅集、人物品藻等，“文化的”生活美学既包括诗书画印琴曲等中国传统艺术，也包括园林苗圃、博弈等游艺和游山玩水之美。[77]当然，刘悦笛、赵强也赞同第一种思路，他们认为生活美学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之学，追寻‘美好生活’的幸福之学”[78]。
西方学者对生活美学的代表性界定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在美学学科视野下界定生活美学。托马斯·莱迪认为：“尽管拥有许多先驱，生活美学在本质上仍是一门新兴学科。作为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活美学在其涉及的领域内对典型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79]他又指出“生活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另两个美学的主要分支是艺术美学和自然美学”[80]。这里莱迪完成了对生活美学的定性和定位。他一方面将生活美学定性为哲学美学，从而把生活美学与应用或实用美学相区别；另一方面将生活美学定位为与艺术美学和自然美学并列共存的另一个美学分支，从而为生活美学在美学大家族中开辟出一块专属的领地。
第二，从审美经验出发来界定生活美学，并以此对以艺术为中心的传统美学进行反思。如《牛津美学手册》中的“生活美学”词条认为：“‘生活美学’指的是对于非艺术的对象和活动的审美经验的可能性，也指目前在艺术哲学领域中兴起的一场反对或质疑区分纯艺术与流行艺术、艺术与工艺以及审美与非审美经验的运动。”[81]又如《布莱克威尔美学指南（第二版）》中的“生活美学”词条指出：“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走出狭隘化的以艺术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而承认纯艺术经验与来自生活其他领域的经验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运动。该运动导致了所谓‘生活美学’这一美学分支的产生。生活美学家们通常认为，与艺术或自然没有实质性关联的事物和活动也具有审美属性，并且能够引发有意味的审美经验。”[82]
不难看出，上述中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立意取向、逻辑角度和论述层面出发，对生活美学存在着多元化、多义性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认为，生活美学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活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探讨，它以日常生活审美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建立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审美关系和生成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促使人们将审美作为把握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解决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狭义的生活美学是将生活美学作为一个历史性、地方性的概念。历史性指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美学，如有两汉时期的生活美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活美学等；地方性指的是生活美学生成于由具体的民族、国家、地域、阶层、性别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要素所组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有畲族的生活美学、文人的生活美学等。可以说，只有历史性、地方性地去界定生活美学，才能展呈生活美学存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不存在一个有关生活美学的唯一的、不变的总体性概念。当然，我们从狭义上探讨生活美学时，为了使其对象更为具体和明确，往往是兼顾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如北宋文人的生活美学、17世纪法国贵族的生活美学等。显然，狭义的生活美学是历史性和地方性地变动着的，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对于狭义的生活美学，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其下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对于狭义生活美学的研究，我们应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特定的语境，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广义的生活美学与狭义的生活美学又是紧密联系、有机互动的。狭义的生活美学是将广义的生活美学历史化和地方化了，表现为某种特定的、具体的和个别的生活美学存在样态。同时，狭义的生活美学可以为广义的生活美学提供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的丰富资源，从而参与到广义的生活美学的建构中。
（二）界定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
对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的界定可以从以下两条路径展开。
一是从广义的生活美学和狭义的生活美学来看，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是一种狭义的生活美学，它指的是身处于晚明语境中的文人将审美作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怀，努力开拓和发掘日常生活的审美维度，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超越性的精神自由与升华。这既是晚明文人对自我生存出路的探寻、对自我生存空间的重塑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守护，又是晚明文人对日常生活和自我原有的诗性本真的开显，更是晚明文人文化资本和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是从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传统来看，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不仅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人历来重视生活与审美的关系，他们善于在看似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和感悟美，强调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合一，形成了悠久而深厚的日常生活审美传统。从先秦时期孔子欣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83]的闲适惬意的生活、老子追求顺乎自然的本真生活、庄子向往远离功名世俗而逍遥超脱的生活；到魏晋时期陶渊明回避政治而在宁静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解放久被压抑的个性和寻求精神的慰藉、谢灵运以其山水之乐使日常生活清新自然并充满闲情逸致；再到唐宋时期白居易在“中隐”生活观的主导下通过宴集、游赏、弹琴等方式寻觅生活的适意与雅趣、苏轼以清欢平淡的生活意趣在逆境中安顿身心且始终保有对生活的洒脱与热情；等等，终于到晚明形成了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一方面身体力行，积极从事日常生活审美实践，表现出强烈的日常生活审美的主体意识，其独立自主的审美个性和审美才华得到了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撰写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日常生活审美著述，特别是出现了以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和屠隆的《考槃馀事》等为代表的系统论述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的专著，这在晚明之前未曾有过。因此，界定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可以将其置于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的传统之中。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不仅承继和延续了先秦以降的日常生活审美传统，而且对这一传统进行了丰富、扩展和深化，使其表现出了某些值得关注的新质，从而有力地将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审美传统推向了高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一）问题意识
有关生活美学的研究已在中西方学界兴起。在此背景下，如何找到生活美学的中国问题，凸显生活美学的中国话语与本土经验，同时又使中国学者对于生活美学的研究能够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为生活美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作出应有的贡献等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时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晚明这一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的高峰期、成熟期和总结期，其丰富的生活美学资源正有待于我们的积极开掘，从而彰显生活美学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开拓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局面。
为此，本书一方面既从文人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晚明美学史研究，又从审美的维度观照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展现晚明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美学景观，揭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实践特色、社会文化意蕴和审美精神，力图形成美学史与生活史的有机互动；另一方面则充分挖掘、激活和利用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资源，使其参与当今全球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和介入当代人的审美化生存实践，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潜力和实践效能，努力实现生活美学研究的中与西、古与今的积极对话。
同时，本书也力求弥补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中的缺失，使该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尚未对“生活美学”和“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这两个概念进行专门界定，本书在绪论中给出了明确界定。
第二，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多为对晚明文人的具体生活美学观念和生活美学领域（如居室、饮酒、饮食和旅游等）的研究，这当然是研究晚明文人生活美学合理有效的路径，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功能指向、内涵特质和当代再生产等也是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往学者对此尚未进行集中、系统和充分的探讨，因此本书将上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第三，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多在分别挖掘和探讨晚明文人衣、食、住、行、用、赏、游等各个生活领域中的生活美学，如晚明文人的家居生活美学、饮食生活美学等，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助于梳理并呈现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具体展开，但更可以在此基础上不再作各自孤立地挖掘和探讨，而是立足于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的整体视域和当代人日常生活审美的实际需要，提炼和归纳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的精髓和特色所在，从而一方面使分散在晚明文人各个生活领域中的生活美学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整合和总结；另一方面也为当代人提供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方式。
第四，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尚未确立使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参与当今生活美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这就使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理论潜能尚未得以充分打开和释放。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不应仅仅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存在，其中也蕴藏着有待开掘和提取的丰富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增强当今生活美学的理论建设。
第五，当前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研究尚未形成与西方生活美学的对话关系。本书力图使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与西方生活美学之间展开理论对话，即从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出发，或补充、丰富、改进和完善既有的西方生活美学理论，或解决西方生活美学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或提出并解决中西方生活美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新问题，等等，从而形成中西方视域交融和会通下的对于生活美学的双向阐发和建构。
因此，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力求将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置于生活美学的整体视域中进行探讨，不仅意在重现晚明文人审美生活的风貌、意趣与情韵，而且参与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凸显生活美学的中国话语与本土经验，并对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和实现审美化生存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从而推进美学研究中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入采撷。
（二）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回应了生活美学这一当今国际美学发展的最新思潮，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本书一是有助于展现晚明文人独特的日常生活审美趣尚、晚明文人理想的生活范型以及晚明社会多元复杂的文化景观，推进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研究。二是有助于深挖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理论潜能，使其在中西方生活美学的双向对话中参与当代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推动全球生活美学的研究。三是有助于引导当前的美学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提倡一种回归生活、直面生活来重构美学的方式，促进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从实践意义上说，本书有助于激活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资源，使其在当下重获生机与活力，为当代人实现审美化生存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有助于引导当代人以审美的方式把握日常生活，重塑审美化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提升生活品质和优化生存状态。具体说来，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创意产业和生活美育等与当代人审美化生存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能够与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形成对话关系。
（三）研究思路
本书从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自身和当代再生产两大角度展开研究。对晚明文人生活美学自身的研究包括其生成背景（第一章）、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第二章）、功能指向（第三章）和内涵特质（第四章）；对晚明文人生活美学当代再生产的研究包括其理论再生产（第五章）和实践再生产（第六章），从而将历史与逻辑、实证与思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力求对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作系统性、整体性的深入研究。
本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探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生成背景。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生成并非偶然，而是晚明江南地域环境、晚明文人的思想与心态、晚明文人的家族传统以及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书写风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碰撞和促动的结果。在该章中我们特别注意到晚明文人的家族传统和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书写风尚这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章探讨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即探讨晚明文人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地规划、设计、品鉴和营构。但是，本章不是对晚明文人各个生活领域中的审美实践进行逐一展现，而是重在概括和总结出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审美实践中最有特色与价值、最富建设性与启发性的三大方式，即生活情境的审美创构、生活之物的审美观照和生活细节的审美经营，并对它们展开论析。晚明文人正是通过这三大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开掘出了审美的向度，建构起了生活美学。
第三章探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功能指向。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具有指向自我与指向社会的双重功能指向。指向自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晚明文人对理想生活的表达；二是服务于晚明文人对其自我形象的建构。指向社会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成文人对社会生活风尚的批判和引领；二是完成文人对其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可见，晚明文人建构生活美学并非为了远离社会、逃避社会，而恰恰是从日常生活审美的角度，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和参与了社会，具有社会文化意蕴。同时，功能指向又有其复杂性，展现出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丰富性。
第四章探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内涵特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内涵特质即以审美改造和重塑日常，这又集中表现在日常中的超日常、物质与精神相协调和以身心修养通达审美境界等三个方面。在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中，日常中的超日常使日常生活成了审美之所在，审美也成了日常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强化了审美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物质与精神相协调即通过审美赋予物质以精神性，又使精神性有了物质的依托；以身心修养通达审美境界则确证了凭借自省和心境调适也能实现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常生活审美方式的多样化。无论是日常中的超日常，还是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以及以身心修养通达审美境界都展现出晚明文人为审美地重构日常生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凸显了日常生活审美之于晚明文人安放身心和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性。
第五章探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当代理论再生产。理论再生产指的是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对于当代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意义。该章试从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中提出并探讨生活美学的四个普遍性理论问题，即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对象、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以及生活美学与其他美学（艺术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的关系，从而使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参与和融汇进当前生活美学理论大厦的建设，贡献其理论方案与理论智慧。同时，该章也意在与西方生活美学进行对话，推动生活美学的中西共建。
第六章探讨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当代实践再生产。实践再生产指的是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对于实现当代人审美化生存的借鉴意义。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与实现当代人的审美化生存具有可衔接性和可对话性，表现为：一是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有助于反思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而明确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化生存；二是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在与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中不仅有助于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有助于当代文化创意产业围绕大众的日常生活更新其发展理念、提升其审美内涵；三是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具有生活美育的功能，能够引导当代人从培养日常生活的审美之心、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之趣和臻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之境等三方面入手，学会将审美融入自我的生活之中，进而不断提高生活的品质感、幸福感和满足感。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能够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创意产业和生活美育等问题给予积极且有效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就不再停留于晚明，其影响力和启示性能够延伸至当代。
总之，本书在研究思路上着力打破以往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乃至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研究中常采用的依照衣、食、住、行、用、赏、游等方面来作探讨的平行并列式的研究思路，而是对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学进行从历史阐释（第一、二、三、四章）到理论建构（第五章）再到实践应用（第六章）的逐层递进式研究，力求将研究引向深入。
[1] 刘悦笛：《从“实践美学”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转向》，《哲学动态》2013年第1期。
[2] 关于这次会议上对生活美学的讨论，参见李修建《“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孙焘《“美学的多样性”与新时代的中国美学——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美育学刊》2010年创刊号；孙焘《中国美学向世界打开了大门》，《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8日第8版。
[3] 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参见王确《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赵强《“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美育学刊》2013年第1期。
[4] 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参见任继泽、叶晓琳《让审美面向更广阔的生活——“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任继泽、叶晓琳《“生活美学”研讨会纪要》，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2017年10月19日。
[5] 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参见张文彩《生活美学思想源流学术研讨会暨〈情感与行动〉译书发布会综述》，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25日。
[6] 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参见吴诗琪《“生活美学与身体行动高峰论坛”综述》，《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张聪、周燕妮《贡献理论智慧 探索美好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5日第2版。
[7] 关于这次讨论的综述，参见张未民《回家的路 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21期；陈思勤《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2010年“生活论转向”研究综述》，《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8] 这4篇论文分别是：张玉能、张弓的《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建构》，潘立勇、刘强强的《从现代人生论美学到当代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的历史脉络与现代渊源》，张震的《诠释学美学的生活美学意蕴》，刘悦笛的《美作为“幸福的允诺”——论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的生活美学》，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9] 刘悦笛：《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
[10] 刘悦笛：《儒道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
[11] 刘悦笛、赵强：《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12] 参见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3] 参见曾婷婷《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4] 参见赵洪涛《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5] 赵强：《“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页。
[16] 参见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
[17] 曾婷婷：《试析李渔生活美学的精神主旨——以〈闲情偶寄〉为线索》，《名作欣赏》2009年第1期。
[18] 贺志朴：《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9] 陈莉：《明清时期城市生活中的乡村审美情怀——以李渔〈闲情偶寄〉为中心的探析》，《文艺评论》2015年第8期。
[20] 丛坤赤：《林语堂的生活美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21] 赵全会：《宗白华生活美学思想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第1页。
[22] 刘丽霞：《周作人散文中的日常生活美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第6页。
[23] 参见许玲《丰子恺生活美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3年。
[24] 刘淑锋：《张竞生生活美学思想初探》，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第1页。
[25] 刘悦笛：《今日西方“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兼论中国美学如何融入全球对话》，《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26] 刘悦笛：《气氛美学、超逾美学与显现美学——当今德国的“生活美学”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27] 张法：《西方日常生活型美学：产生、要点、争论》，《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8] 张法：《从世界美学的两大类型看美学的当下演进》，《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29] 刘悦笛：《杜威的“哥白尼革命”与中国美学鼎新》，《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30] 张未民：《回家的路 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文艺争鸣》2010年第21期。
[31] 参见成远镜、朱晶编著《生活美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2] 参见张轶《生活美学十五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3] 参见朱志荣《日常生活中的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4] 参见李芳芳《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人文生活美学——诚品书店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35] 参见王玲《台湾创意生活产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
[36] 曾辉：《东方设计与慢生活美学》，《新美术》2015年第4期。
[37] 王海亚、孙高波：《基于生活美学的工业设计应用探讨》，《艺术与设计》（理论）2007年第11期。
[38] 陶莉：《“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一种新型美育观的确立》，《长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9] 刘悦笛：《走向生活美学的“生活美育”观——21世纪如何建设中国的新美育》，《美育学刊》2012年第6期。
[40] 刘悦笛：《生活美育：一种“大美育”》，《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41] 刘悦笛：《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如何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2]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认为这里的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美学）与Everyday Aesthetics（日常美学）只是字面上的细微差别，因此不区分二者，将它们统称为“生活美学”。
[43]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Smith（eds.），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v-xv.
[44] Katya Mandoki，Everyday Aesthetics：Prosaics，the Play of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ies，Aldershot and Burlington：Ashgate，2007，pp.v-ix.
[45] 参见Yuriko Saito，Everyday Aesthe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
[46] 参见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12，pp.17-55。
[47] 参见[加]格林·帕森斯、艾伦·卡尔松《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薛富兴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45页。
[48] 参见[加拿大]简·福希《设计美学》，杨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49] 参见Yuriko Saito，Aesthetics of the Familiar：Everyday Life and World-Mak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50]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12，p.44.
[51]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128.
[52]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p.127-149.
[53] Sherri Irvin，“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Aesthetic in Ordinary Experience”，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48，No.1，2008.Sherri Irvin，“Scratching an Itch”，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6，No.1，2008.
[54] Christopher Dowling，“The Aesthetics of Daily Life”，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50，No.3，2010.
[55] Arto Haapala，“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Everyday：Familiarity，Strangeness，and the Meaning of Place”，in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Smith （eds.），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50.
[56] [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页。
[57] [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第184页。
[58] Hans Ulrich Gumbrecht，“Aesthetic Experience in Everyday Worlds：Reclaiming an Unredeemed Utopian Motif”，New Literary History，Vol.37，No.2，2006.
[59] Yuriko Saito，Everyday Aesthe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0.
[60]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123.
[61]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35.
[62]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121.
[63]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99.
[64]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80.
[65] Kevin Melchionne，“The Point of Everyday Aesthetics”，Contemporary Aesthetics，Vol.12，2014.
[66]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2012，p.54.
[67]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中译本“序”第3页。
[68] 傅其三：《生活美学的理论构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69] 成远镜、朱晶编著：《生活美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0] 刘广新、胡友峰：《从理论美学到生活美学》，《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
[71] 蒋勋：《天地有大美：蒋勋和你谈生活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72] 刘悦笛：《“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艺术评论》2011年第4期。
[73] 参见刘悦笛《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4] 仪平策：《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文史哲》2003年第2期。
[75] 王确：《中国美学转型与生活美学新范式》，《哲学动态》2013年第1期。
[76] 陈雪虎：《生活美学：当代意义与本土张力》，《文艺争鸣》2010年第13期。
[77] 参见刘悦笛、赵强《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78] 刘悦笛、赵强：《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第3页。
[79]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88.
[80] Thomas Leddy，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p.19.
[81] Jerrold Levinson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761.
[82] Stephen Davies，Kathleen Marie Higgins，Robert Hopkins，Robert Stecker and David E.Cooper（eds.），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Second Edition），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09，p.136.
[83] （春秋）孔丘著，杨伯峻今译，刘殿爵英译：《论语（中英文对照）》，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4、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