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歌来自天启

诗是什么？诗在何处？创作如何表现出诗意、诗性，这是每一位诗人都会思考的问题。王家新是一位严肃的诗人，在他心目中诗歌是神圣的存在，在一些采访或者创作谈中，他常常提到诗歌创作近乎神性的特征，即不是他在写诗，而是诗在写他，由此赋予诗创作某种神秘性。如果说传统的神秘主义诗学强调以心灵的暗示来表情达意，进入一种超自然的状态，那么王家新诗学观中“神秘”的核心则是对诗歌抱有坚定的信仰，即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促成了诗歌的诞生。这种理念已经接近古希腊哲学中的“灵感说”——由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经过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论化阐释后形成的关于文艺创作的学说。在“灵感说”看来，“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3]我国西晋文学家陆机称灵感到来之时“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陆机《文赋》）。这种剥离个人主体性的诗歌观念，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主体能动性从诗歌创作中的退场，诗创造源于某种超凡的神秘力量，但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形上的神秘观念的出现可能表明某种更为客观的价值理念登场了。

在王家新的神秘主义诗学中，最核心的观点是诗歌创作中存在天启降临的时刻，当这些时刻到来时，不是诗人在写诗，而是“诗”借诗人的笔现身。所谓“天启”，指向的是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思想——“既不是像宗教信仰那样树立一个至高无上而又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也不是类似古希腊神话那样创设众多各司其职的诸神形象，而是将‘神’引向‘天’并统一于‘天’。”[4]也就是说，王家新的神秘主义诗学是在立足于个体生命和诗本身的基础上，谈论诗歌内在的奥秘。他认为：“诗人当然必须体现出人类的自我意识，必须更深切地揭示出人自身的生存，但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人已习惯于把文学的主体性视为一种‘自我中心’，不是自我封闭，就是用一种绝对的‘自我’君临一切。”[5]他不赞同诗人在诗歌创作时拥有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旦诗人的自我意识占据上风，要么陷入自我封闭的怪圈，要么自我表现的欲望凌驾于诗歌之上，削弱诗歌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分析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时，王家新说：“在那一刻，他仿佛凭借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种神异的力量，一跃而进入到生命的光辉之中”[6]，这里的“神异的力量”十分接近叶芝的神秘主义——“一种与做梦非常不同的状态，其时，这些形象自己获得了一种类似于独立生命的东西，变成一种神秘语言的一部分；这种语言似乎永远会给我带来某种奇异的启示。”[7]当诗人进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此时的创作会达到另一个高度，语言本身也具有了生命。《杜伊诺哀歌》作为里尔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标刻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高度，王家新认为它的创作来自一种更高的、神秘的力量，它不只属于里尔克，更是“整个现代诗歌的光荣”[8]。里尔克是能够为艺术提供尺度的诗人，这样的解读并非消解里尔克创作中的个人价值，而是从更加宽广的视域来肯定其诗作之于全人类的非凡意义。伟大的作品必然突破了自我范畴，能够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共振，里尔克的诗作正是诗人突破个人情感的边界，在某种召唤下为全人类提供的精神世界的尺度，因此可以认为他的诗不为谁而作，但又是为了全人类而作。从内容来看，里尔克的诗作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神秘性，那些富有宗教色彩的诗篇极具生命之美，带来“星空外的召唤”[9]，不论《杜伊诺哀歌》还是《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都具有启示录般的意义，在王家新看来：“诗人晚期那两部有如神助的伟大作品绝不是轻易来到的”[10]，他用“有如神助”赋予这两首诗以神性的光辉，平添一层神秘色彩。面对布罗茨基《黑马》的结尾“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王家新认为它“显示了一种奇异的诗的想象力，一种天启般的境界”。王家新毫不吝啬对这句诗的喜爱，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了这匹“黑马”，在他看来，诗人与诗的关系类似于马匹与骑手之间的相互寻找，这句诗正是“‘天才的灵光一现’，是一个诗人天赋的最精彩也最深刻的表达”。布罗茨基继承了俄罗斯诗人的想象力，他身上无与伦比的才能成就了他——“这匹神秘的黑马并不是说出现就出现的，没有深刻独到的诗歌感受力和想象力，没有过人的语言才能，这匹马就无法被赋予生命。”[11]对王家新来说，布罗茨基的这首作品所具有的非凡生命力，源自语言本身的力量，它呼唤能够承接其分量的诗人，而诗人与诗之间永远都是双向对话的关系，当他们找到彼此的那一刻，“诗”才真正现身。

王家新曾经提出：“诗人之为诗人，只在于他能感知到诗，并且具备一种使诗得以‘现身’的本领。所以诗人并不等于诗，诗人也大可不必把自己看得比诗更重要。”[12]这里谈的是诗人与诗的关系。他认为诗人能够感知到“诗”，接受上天的旨意，以自己的本领使“诗”现身，所以诗人不能将自己看得比“诗”更重要。海子便是这样一位诗人，关于神秘诗学的探讨，很难避开他，他的命运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或者说他的一生就是在吟唱一首神秘的诗歌。王家新在解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着眼于那“幸福的闪电”，他认为这道来自天界的闪电是一种精神传递的象征，而海子要做的是“不惜代价地把这种‘天启’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13]。这样的评价，将海子的诗视为人与神的统一体，海子如同一位传达天意的使者，将世界的秘密以诗的方式传递到人间。海子的诗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他曾提道：“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14]海子这种对“人与神”的体会，让王家新毫不吝啬地赋予他一种神性光辉，对于海子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他的诗不断为汉语提供想象力，而且带来了新的生命力。王家新关注到海子从荷尔德林处获得的“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15]，海子活在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作品透出对世俗幸福的向往，同时充满无尽的孤独；语言朴实，又不缺乏精神的富饶，这种强烈的矛盾和冲突成就了海子的诗歌，他就是那种能够让诗“现身”的人。王家新将海子的诗歌天赋看作天界的产物，这种指认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感，面对那些来自大地又高于人间的诗作，王家新努力辨认着存于其中的汉语诗歌的秘密和源头，并赋予其神性的光辉。在王家新的观念中，诗歌不仅要脚踏实地，某些时候还需要引领人类去往更加高远的地方，而这个高远的地方，便是闪烁着精神光辉的地方。

王家新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有过类似体验，他的《塔可夫斯基的树》中有一句“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王家新作出评价：“有了这至关重要、犹如神启的一句，这首诗站住了，成立了。”据他自述，这样的句子是在对草稿进行修改时突然出现的，他本人就像诗中那个孩子，每天为了诗歌和语言而劳作、灌溉，终于有一天，那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为整首诗灌注了相当的重量。王家新曾说：“我在‘事后’甚至有点惊讶是谁修改了这首诗。”[16]为了那棵塔可夫斯基的树，他只身前往瑞典哥特兰岛寻找，虽然早已无迹可寻，但这种坚韧与付出最终使其拥有了一首足以匹配生命重量的诗歌，从某种程度来看，他已找到那棵树。王家新将写作视作一种修行，当他进入诗歌内部时，那“神启”般的状态随之而来，对这种境界的抵达要求诗人具备极强的语言能力以及与诗歌对话的能力。王家新早年创作诗歌《蝎子》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一个久已淡忘的词‘蝎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有了一首诗。”此时出现在王家新眼前的是“蝎子”，背后是整个世界，它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在王家新眼前。作为诗人，需要做的不是盲目地去寻找，而是从语言出发感受世界，“它就这样生长了这么多年，直到突然被你意识到了，并由语言显现出来。就像这蝎子，过去是寻它而不遇，直到写这首诗时，它向我走来了”。[17]当这只蝎子离王家新越来越近时，诗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写诗的冲动，与其说这首诗是诗人所作，不如说是一只小小的蝎子自己成为了一首诗。关于长诗《回答》，王家新更是直言：“在德国斯图加特市郊那个古堡里，我写，不分昼夜；有时我沉痛得不得不停下来，有时又仿佛被什么力量带动着，要去迎接一些更重要的时刻……”[18]《回答》一诗用快节奏的文本高度浓缩了王家新的过去，重构了诗人对他自身命运的认识，可以算作王家新诗人生涯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一首长诗。它的创作过程必然是沉痛的，但那些“更重要的时刻”牵引着他，使他完成了这首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王家新把对个人命运的审视置于时代背景下，整部作品充满了喜剧与悲剧元素的交叉，在幸与不幸之间来回转换。凭借着对语言的高度信任，王家新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体验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语言，在不断的摩擦与碰撞中融为一体，达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这首诗最终完成时，既是语言的显现，又是创作者自身经历的重现，其意义超越了诗歌本身。

写诗之于王家新是一种崇高的活动，诗在他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认为诗人通过艰苦的劳作，凭借语言去接近诗，使诗向自己敞开，而诗的最终完成乃天启的结果。这是王家新对诗为何物、诗如何发生与完成的回答，是其诗学理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