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1年5月我开始进行《跨文化的文学场：20世纪中英现代主义的对话与认同研究》的研究工作，2017年5月最终为该项研究的书稿画上了句号。这项专题研究横跨整整六年的时间。在同一时期我撰写完成了另一部以纯粹的理论思考为主旨的著作《形象学研究的四种范式》。六度春夏秋冬，六轮生命转动。空山道心，古刹梵音，枯藤春发，残荷吐露，皮囊藏珠，剑心日月。回首2006年秋出川赴京，弹指十一载。期间读书心得，妙悟别趣，如盐匿于水，蜜化于汁，隐藏在这两卷残编拙活之中。然所有妙悟别趣都不过思、诗两端，以此两端侍弄调理，皆能养出批评者、读书人之胸怀、气度、风神。

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对思与诗的化合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在《谈艺录》第六则中他将个体精神的境界分为三等，即：身体感官获得的觉触；思辨获得的觉悟；心灵启迪达到的觉照。在《谈艺录》第二十八则中他在阐释性灵和别才时进而分辨出解悟与证悟，即：性灵勃发产生的悟与勤奋积学达到的悟。这实际上是对觉悟的进一步剖析。学者们大都关注钱锺书的“史蕴诗心”之说，以之考究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却忽略了他在打通中西古今诗学之论中隐匿的思诗化合之论。这样他分别从人类群体的文明历时演化进程和人类个体攀缘飞升的心路和生命体悟即体认中剖露出永恒此在、崇高卓绝、通透朗朗的精神实在。唯有人类群体和个体能达到的这个精神此岸圣境才能洗涤、化解文明的劫难、文明之间的藩篱、人类彼此之间的仇恨，才能超度生活负累中的生命个体。通览厚厚一本《谈艺录》，他在论述思与诗的化合之时多以佛家、道家思想来交互阐发。我们或可以说，这个精神此岸圣境蕴含的圣谛是悟彻心，是慈悲心，是救赎心。

思与诗二端不是矫情文人玩弄的品味或情调。所以与阳春白雪陌路。也不是向自然的回归或沉溺于彼岸世界的虚妄。所以与归隐出世阴阳两界。其实慈悲心、救赎心直指现世，重在当下，舍却小我，融合道体。这应该就是批评者、读书人之胸怀、气度、风神。1980—1990年代饮誉西方人文学界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这种以批评为志业（而不是狭义的职业）的人文学者的入世情怀和精神有非常通透的论述。这种入世情怀和精神他称为“批评意识”。从著作《开端》到最后的思想言说《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乃至他离世后出版的《论晚期风格》，萨义德都始终强调当代批评家应有的批评意识。他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年）中深刻剖析了现代和当代批评意识的结构性张力。以现代主义为文化表征，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及其关注的对象世界分化出两极。一极是基于“连理”（filiation）原则的纵向自然、生物式繁衍、传承关系。另一极是基于“连接”（affiliation）原则的横向文化共同体联合关系。前者的不可能性和后者的可能性，西方现代文明劫难源生的集权衍生出一系列批评主体无法回避的张力、距离、断裂甚至危机。

这一方面表征为批评个体的意识对外在世界的疏离感的体验和回应。“一方面个体纪录下并清楚地明白能映照出个体意识的集体意识、语境或情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明白——一种世俗的自我情景化，对主导文化的敏锐反响——个体意识绝不是文化自然而然的顺产儿，而是文化中的历史和社会角色。”[1]其实对这两极间的张力、距离乃至危机体验不仅仅限于现代主义批评意识，它既暗合马歇尔·鲍曼（Marshall Berman）在《所有坚固的都融入虚空》中的“现代性体验”认识，又赋予了批评家超越常人的敏感和担当——聆听时代的声音，把握历史的呼吸。

另一方面这表征为西方现代文学知识和文学批评两种模式之间的张力。一种模式以欧洲文学经典和人文传统为圭臬，“那种几乎是无意识地抱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即人文学科的欧洲中心模式对人文学者而言代表了一种自然、正当的主题……任何非人本主义、非文学、非欧洲的对象都被排斥在这个结构之外”[2]。这种模式天然割舍了批评意识。另一种模式对自然“连理”与文化“连接”之间的差异、距离极具张力感的认知，进而让社会、政治、文化的异质矛盾世界进入批评审视的范围。换言之，这两种模式实际上是两种文学的也是文化的认知模式，即：有机文学和有机文化认知模式与异质多元文学和异质多元文化认知模式；在更实证意义上是民族-国家文学和单一文明维度中的文学的历时有机认知模式与多元影响对话融合维度中的世界文学认知模式；在价值立场上是欧洲中心文学和文明论与跨文化的文学和文明交互影响论。

诚然萨义德个体的也是现当代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决定了他在剖析批评意识的经纬时的局限性，即更多从反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政治来颠覆欧洲文学和文明传统。其批评意识的格局和气度自然无法与钱锺书争锋。对跨文化的文学和文明交互影响的宏论同样见诸钱锺书的《谈艺录》序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从世界文学大棋局中，立意普适普世跨文化对话的理和道是批评意识探索追寻的最高目标，因为在差异、距离、危机重压下的现代文明人通往和谐交流、和平共存的大道有赖批评意识来重构，现代文明的藩篱和苦厄有赖理和道、思和诗融化而生的真火焚烧、炙烤。

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困厄——文明崇高孤绝的精神化运动与物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反精神化运动之间的背离，西方现代文明与反西方文明之间的背离——决定了现当代批评家的批评意识沉重的张力感、危机感甚至苦难和救赎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生命言说方式，是现代性以降，尤其是与现代主义文艺孪生的反制度、反物质主义的精神化实践；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个体生命体悟表征的是现代文明多元、多源汇聚景象中精神化运动的轨迹。而这种精神化实践本身必然折射出历史纵深维度中精神化运动与文化物质实践，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地理空间实在之间横向维度中知识、观念、审美品味、文艺风格等的迁徙流动、传播变异与跨文化的文化物质实践之间的辩证张力。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作为个体生命体验方式的批评意识的独特性甚至唯一性、作为文明精神化运动表征的批评意识与文明精神之间的共生性和同质性。当然在跨文化的横向迁徙和交流中情况会变得更微妙复杂。例如批评个体的批评意识更多的是认同异己文明的精神化伟力，这样张力的两端变成了个体与母体文明、母体文明与客体文明。上述论点实质上将批评的制度化、专业化、公式化、模式化等现象放在了掂量甚至否定的被动角色。这些现象客观上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斗士们批判的文化工业导致的思想和智识的蜕化和异化，是徘徊在当代学院制度中的幽灵，是现代人文学术工科化的副产品。其结果是本应具有思想和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普世情怀的批评家丧失了批评意识，沦为学术庸常性的奴隶。

我自承没有沦为思想奴隶和批评加工器，没有迷失在文本的汪洋中。也没有像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笔下的格利佛（狂欢怪诞小说《格利佛游记》的主人翁）或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海洋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翁）那样乘着一叶文本或作家孤舟畅游在大西洋上。

我学会了用生命来思考，用思想的别样眼光来审视，用审视的方式来建构宏阔的视域，用透视的方式来异中见同、同中见异，用差异关联、异类互通的方法来打通东西。我学会了用六年的时间默默守候，静静耕耘，听书页翻卷的声音，等待春天的地里穿出虫子，等待夏天荷叶上凝聚的露珠滴下来，守候一次又一次心灵的神台上思想之花的绽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轮回涅槃的生命永恒的思与诗的居所，都是为了重铸中英现代主义的象征革命历程中思与诗的风云雷电。

[1]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3）, p.15.

[2]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83）, 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