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 “文化侵略”源流考

事实上，对于“文化侵略”，国内很早以前就有人关注，甚至在学界及业界均引发过一定的争论，只不过没有为其明确一个相对精准的概念，而是大多从现象出发来阐释其手段及危害。

1.瞿秋白对“文化侵略”的认知

我国最早对“文化侵略”有所阐述的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23年7月，瞿秋白曾用笔名“屈维它”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的文章，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会更疯狂地向海外侵略征服殖民地，这也是帝国主义进程中不可避免之现象。他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一般可以分为4个步骤：“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同时“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来看，欧战之后，‘文化侵略’的倾向可谓是一种最新的形式……”[8]瞿秋白认为，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对殖民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掠夺之需要，往往在文化上“竭力综合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借助于设立教会、学校、办报纸、慈善事业，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在内容上不外乎是‘自由平等博爱’‘实业救国’‘人道主义’‘和平发展’之类的论调”[9]。瞿秋白的这一论断，是基于中国积弱的国情以及对帝国主义本质的了解，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庚款兴学”的背景之下所做出的深刻剖析。

1901年9月，中国与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需向各国赔偿战争损失总计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这样本息共达9.8亿两白银。后在多方努力下，美国率先于1908年5月作出决定，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但要求清政府需将之用于兴办教育和派遣留美学生，这一决定自1909年1月正式实施。“据统计，1909年至1929年‘庚款’留美学生总人数为1289人。”[10]美国的这一举动，尽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但其实质却是企图以文化软实力来打开中国教育的大门，实现长远的“文化侵略”。

瞿秋白曾尖锐地指出：“美国放弃庚款，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势力，还遍设教会学校，创办慈善事业，不但现时它能够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业，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贿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它将来的‘代理统治者’；它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人’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大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11]可以说，瞿秋白的这种省察，对于唤醒民众，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后，日本对中国退还“庚款”的行为，更加彰显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进而极大唤醒了中国有识之士的爱国热情。

2.教育界由日本退还“庚款”引发的“文化侵略”论

鉴于其他国家相继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国退还“庚款”的行为，日本也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之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1923年3月，日本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该法案决定正式退还庚款，用以兴办“对华文化事业”。1924年2月，日本又同中国签订了《对华文化事业非正式协议会备忘录》，历史上称其为《中日文化协定》。

北京政府尽管与日本订立了《中日文化协定》，但是对于庚款的处置权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庚款的去向大多投向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所谓“文化事业”，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因此，中国文化教育界逐渐发现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不过就是日本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于是当时文化教育界越来越多的人士从尝试合作开始转向逐渐怀疑、失望、抵制和反对，并将其视为“文化侵略”。

1923年4月27日，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师范大学等11个社团，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要求日本政府“反省”[12]。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开始不断敦请政府对日交涉，强烈呼吁取消《中日文化协定》。

1924年5月，曾有留日经历的中国教育家朱经农与出版家王云五等42人联合提出意见，要求将“东方文化事业”正名为“中国文化事业协进会”，警告日本如若善意办理：“不特中日两国友谊将因此日益浓厚，即世界永久和平之基，亦将由此奠定。苟假对支文化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曰退还而仍不还，言亲善而终不善，则中国虽贫，何贵多此变相同文书院？弄巧成拙，欲亲转疏，既失信于中国，且贻笑于欧美，窃为日本不取也？”[13]

1925年6月1日，在“六一惨案”两周年纪念日之际，湖南育群中学校学生会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宣言”，对《中日文化协定》及日本的文化侵略伎俩予以强烈抨击。其宣言指出：

起！起！急起直追！全国民众集中民族解放运动旗帜之下，去向帝国主义，尤其是激成“六一惨变”的日本施总攻击！

同胞！我们试回顾前年六月一日那天，日本出其如虎如狼的手段，甘犯国际公法——水兵武装登陆——枪决我爱国男儿——黄、王二烈士——的流血惨状，他蔑视我主权是怎样？侮辱我国民更怎样？我们试观察前年六月一日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趋紧张。对于旅大，还是抗拒不还，对于二十一条，还是暗中进行：对于六一案，更是通之不理，其他援助一方面军阀，来延长中国的战祸，压迫纱厂工人，实行他的经济的掠夺在在令人心痛！令人发指！同时他又知道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的侵略，是同敌忾，一致反抗的，于是阳假亲善之名，阴行侵略之实，弄出一种什么《中日文化协定》的把戏来。这种把戏，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侵略”——杀人不用刀和枪。

我们受着这种奇耻大辱，不是凉血动物，谁也会振臂大呼，鼓噪前进，向着日本猛攻，努力的干到下面的工作：

收回旅大 取消二十一条 力争六一案 反对《中日文化协定》

实行经济绝交……[14]

尽管中国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日本依然我行我素。民国学者俞爽迷就曾指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已经洞烛其奸，于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中间屡次发宣言反对该文化委员会，并要求撤废《中日文化协定》，另订中日对等平权办法，使此项退款能得脱离日本外交部对支文化事业局的羁绊。可日本定要执行原案坚持不稍退让，民国十八年教育部曾提出废止《中日文化协定》的交涉，而日本仍置之不理。可见他的文化侵略的野心，大有非达目的不止之势。”[15]其结果便是软弱的北京政府，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任由日本以退还庚款为借口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东北成为中国最早遭受日本文化侵略毒害且受害最深之地，也正因此，东北新闻界在国内较早并且持续地与日本的御用媒体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

3.民国新闻界出现的“文化侵略”论辩

针对中国教育界发起的关于抵制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运动，日本外务省出版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曾于1925年1月8日刊载了程光铭撰写的题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之真相及我见”的文章，大肆吹捧日本退还全部庚款并用在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上，相比于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更加“大公无私”与“完美”。作为日系报纸的吹鼓手，《顺天时报》不惜混淆视听，用别具用心的文化“合作”来掩盖其文化侵略的实质，这一点已被当时中国的清醒人士毫不留情地揭穿。

1925年4月，在东北的舆论重镇沈阳，就出现了一场由“文化侵略”引发的激烈论辩。论辩的主角是分属两大阵营的报纸代表——由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创办的《东三省民报》和日本报人中岛真雄在中国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论辩前后持续3个多月，可谓影响深远，详见后文相关论述。

4.恽代英等人对“文化侵略”的认识

1926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撰写了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文章。恽代英认为：“‘文化侵略’是指帝国主义一种软化驯服弱小民族的文化政策。其内容有四个方面：一、宣传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的切身痛苦；二、鼓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明，而掩盖他们实际上社会各罪恶；三、宣传片面是和平博爱的学说，对帝国主义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事，则不能且不敢加以指摘反对；四、鼓吹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之德意，对帝国主义者在压迫蹂躏弱小民族的事，则一语不提，使弱小民族发生感激之心，以为自甘永不反叛之臣民。”[16]其后，关于“文化侵略”的抨击矛头，开始明确指向了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

1928年1月28日，《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署名“执无”（任叔永）的文章——《日本的文化侵略》。该文揭露了日本在东北大连实行了“拿一国文化来代替他一国文化”的行径。[17]《时代》杂志也刊文猛烈抨击道：“日本侵略我国，无微不至！或为政治的，或为经济的，或为文化的，可谓无时或已！在上述三种侵略方式之中，尤以文化侵略为最险毒，我们要彻底认清日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起见，不得不将最近日人在大连所设置的文化侵略机关、报纸、学堂，为诸君告。”[18]该文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历数了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文化机构、学堂及报纸的侵略用心，揭示了其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程度。

二 “新闻侵略”:“文化侵略”的典型样态

1.“新闻侵略”的提出

据笔者考证，最早提出“新闻侵略”这一词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政论家、报刊宣传活动家李大钊。1924年6月18日，李大钊针对路透社连续散布孙中山逝世的谣言这一举动，以“新闻的侵略”为题，对各地都充斥着外国的新闻宣传机构并且操纵舆论的现象予以强烈批判。文章指出：“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如东方、路透、中美等，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己有利之消息，暴露华人之弱点，以图引起国际公管；表彰外人在内地之言论及事业，以坚华人对西人之崇拜……”[19]

在李大钊看来，帝国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实施新闻侵略，恰恰是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控制中国。他十分犀利地指出：“最近如日、美争在中国建无线电台，亦是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讯，帮助中国一派军阀得到胜利。国人习焉不察，每忽视外人在华之新闻宣传事业。实在，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即是一例）。此种新闻的侵略，只在中国才有……”[20]可以说，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将外国新闻宣传机构企图散播谣言、搅乱中国时局的行为认定为是“新闻侵略”，从而不仅揭穿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媒体对我国进行肆意侵略的居心，而且还鲜明地表达了希望收回中国新闻主权的强烈主张。

2.民国东北新闻界对日本利用新闻政策侵略东北的独特认知

李大钊从理论层面强调了“新闻侵略”的表征，并提醒国人能认清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在中国的媒体侵犯中国主权的危害。而在实践层面，东北新闻界则在国内较早捕捉到日本媒体的侵略手段并毫不留情地加以驳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三省民报》的还击。早在1924年3月，该报便专门刊载了笔名为“无畏”的作者撰写的社论《何谓新闻政策》，更加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他国实施侵略主义的过程中文化侵略主义对广大人民造成的危害，同时更进一步揭示了在文化侵略中新闻鼓吹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继而又以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新闻政策发挥的功用作比较，阐明效仿德国该政策的某国（日本）在我国大设报馆，广织舆论网络带给国民无尽毒害的事实，最后提醒报界同人有所觉悟，有所抵御。

社论提及：“今世之帝国的侵略主义，约有三大动力：1.武力的侵略主义；2.经济的侵略主义；3.文化的侵略主义”，同时指出“以上二种主义为物质的侵略主义，此者为精神的侵略主义，使人于不知不觉中蒙无量之毒害，其方术有数”。接着将“文化的侵略主义”分为三类：曰文字的同化主义……曰学术的侵略主义……曰新闻的鼓吹主义……然后进一步阐述：“就以上三种帝国的侵略主义言之，前二者皆为害显而易明，吾人易知而防之，惟后者为害晦而难测，吾人不慎，易受其愚弄。在此主义中，尤以新闻的鼓吹主义为最甚。”[21]

其后，针对日本人在东北所办的《满洲报》凭空造谣、别有用心地干涉中国内政的现象，该报还连续发表了《大家今后还看某报否？》（7月18日）、《外报造谣》（8月13日）、《辟满洲报之谰言》（8月18日）《对于满洲报之畸形记者忠告》（9月7日）、《满洲报为何不称吴某为阿爹阿父》（9月25日）、《应注意某国报纸又施挑拨》（11月13日）等文。

在深谙日本媒体的侵略手段后，该报归纳出这些手段的4种作用：“1.宣传己国的声威，使中国人羡慕他；2.宣传拆白式的亲善，使中国人迷信他；3.用轻描淡写之术，肆行其挑拨手段，使中国内乱延长；4.用似是而非的言论，以混淆是非，使中国人不知所从……以上四种，即某国人所谓新闻政策。此种政策之施行，与经济政策，以及武力外交等政策，虽方法不同，而其足以致他人之死命……”[22]

尽管《东三省民报》未直接用“新闻侵略”的字样加以表述，但这篇《何谓新闻政策》的出台，无疑道出了日本善于利用各类媒介，利用在东北蓬勃发展的新闻事业对中国实施侵略的无耻行为，同时深情呼吁报界同仁能充分警醒，并同样借助于新闻纸来抵御侵略者的阴谋。

3.高伯时、赵新言关于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新闻侵略”的剖析

关于日本将新闻纸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先锋”，学者高伯时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文化侵略似无形之毒弩，深入人心……文化侵略可分两种，一为教育，一即宣传；新闻纸者，乃宣传之利器，而侵略之急先锋也，故日本全国上下，皆视新闻纸为侵略满蒙无上劲旅，拥护维持不遗余力……”[23]

1940年，赵新言先生撰写的《倭寇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可谓国内学界较为系统地对“新闻侵略”进行阐述的肇始，而且这里的“倭寇”一词明确指涉日本。在此书中，作者将日本帝国主义运用各类新闻媒介发动的新闻宣传比作新闻战，认为应用这个武器，是为了实现《孙子兵法》所讲的“攻心为上”战略。他的许多认知都十分犀利深刻。

他指出：“新闻战场上，最重要的堡垒，是报社和通讯社。通讯社供给新闻原料于报社，报社用以制成报纸，再献给读者。报纸，一般人公认为是精神食粮的一种，也是大众教科书和社会教育的锐利工具。它不但能暴露社会的黑暗，并且也能指引人们一条前进的路程。它可以引人走向光明的坦途，但也可以引人步入黑恶的深渊。不过无论如何，它是可以左右千百万读者思想和行为的！所以文化进步的国家，都极为保护它自己的新闻业。而帝国主义国家，更莫不以报纸，为它侵略弱小民族的急先锋……日本帝国主义者，是认识报纸作用的，所以在日俄战役后，它马上即以其较先进的优势报纸，负责宣传吞并满蒙的任务，开始向我们的东北进攻。”[24]

该书对日本在东北创办报刊等媒介的动机分析得一针见血：“敌人在东北创办报纸杂志，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用国家金钱津贴，来经营的。他们发行日文报纸杂志，为的是调查东北及蒙古的一切情形，向本国宣传，一方为敌政府谋开展侵略的斗争，一方鼓动本国国民，向东北来经营，并且过甚地宣传东北的富有，使其人民欣然乐往。他们发行中文报纸和杂志，是专门为中国人而设，一方挑拨中国的内乱，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以掩饰他们侵略的野心，造成为他们做奴隶的根性，这真是最毒辣不过……”[25]赵新言同时提出：“敌人侵略东北的行动，在军事未发动前，即‘九一八’事变前，它的着重点，是经济和政治。在经济上，它大量投资，强力掠夺资源，开发产业，吮吸东北人民的膏血；在政治上，实行各种阴谋，挑拨离间，使中国军阀自相残杀，自相火拼，而它从中渔利；这种毒辣手段的成功，全靠着敌人的报纸杂志，在起初为它披荆开路，在中途为它摇旗呐喊，在末后为它推波助澜……”[26]

由此可见，赵新言深入地揭示了日本利用新闻媒介对中国东北实施文化侵略的背景、目的、手段、性质、过程、危害及影响，十分引人深思。但遗憾的是，由于该书保存极少，因此后人对这本书也少有涉猎，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均未有学者对“新闻侵略”这个课题进行探讨。直到近年来，方被部分学者重新提及。

4.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新闻侵略”及相关问题的再度关注

在方汉奇、李矗主编的《新闻学之最》中曾经提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坚决反对外国新闻侵略的斗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在华新闻工具，利用强大的势力，肆无忌惮地操纵舆论，混淆视听，竭力抵制革命的发展，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国内新闻界也因此形成了一条广泛的反帝爱国主义报刊的新闻统一战线。最具代表性的《热血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反对外报的文章，如《请看外国报纸破坏我们的言论》《斥文汇报记者》《字林报的谬论》《字林报之诬蔑中国人》《制裁大陆报的社论》《日本报纸自五卅以来的态度》《我们是受了消息封锁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新闻政策》等。[27]此外，该书也提及1924年春，广州路透社记者向外发稿捏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后，广州革命政府毅然将造谣记者驱出国境，使新闻领域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的事件，并且将其视为中国人民觉醒和中国新闻舆论界进步与成熟的标志。

根据笔者考察，近年来，学界并未有关于日本对东北实施新闻侵略以及反映东北新闻界对其予以抵抗的著作，只有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反侵略主题相关的一些零散性研究成果。

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相关的代表著作有：日本学者铃木隆史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学者王向远所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及《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周佳荣所著《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年版）、维真所著《九一八后东北与日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陈本善主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晓峰所著《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胜今所著《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卢鸿德主编《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齐洪深编著《日本侵华图志（22）：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与东北民众抗击日本侵略相关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伟所著《东北抗战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王晓宁著《东北抗战那些年：誓不屈服》（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张红蕾著《东北抗战那些年：烽火燎原》（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毕彩云、王明伟著《东北抗战那些年：中流砥柱》（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萨苏著《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西苑出版社2013年版）、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东北的沦陷与抗战：1931—1945》（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丁宗皓主编《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1895—1945》（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

从学术论文角度考察，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再次对“新闻侵略”予以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尤其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配合武装入侵而借助于媒体实施侵略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再度强调及挖掘。尽管相关的成果数量还不是很多，却将这种特殊的文化侵略形式重新拉回到大众视野。现将这几篇论文名称及核心内容概括如下。

1989年，叶光在《新闻与写作》中发表了一篇简短论文《“新闻侵略”老谱的袭用》。该文以半个多世纪前路透社造谣孙中山逝世这一假新闻为论题，再次提到了李大钊在此后写的那篇《新闻的侵略》，重申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上写的就是侵略。武装侵略如此，思想文化侵略也是如此。以造谣为主要手段之一的新闻侵略，同样是如此”这一观点。

因此，作者基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历史“前科”呼吁对于这种新闻的侵略，绝对不能任之由之，甘受其害，而应采取反抗的行动。这篇文章也是近年来“新闻侵略”这一词汇的再度被提及。严格意义上讲，该文并非运用大量的史实论证，也并非运用十分严谨的学术语言来阐述，但其可贵之处是将“新闻侵略”这一帝国主义国家惯用的手段重新拉回公众视野，并力求以史为鉴，引起人们对现实的警醒和关注。

2002年，学者王晓岚发表了《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新闻谋略》一文，论文开篇即指出：“日本对华的新闻侵略与其侵略战争密不可分。一方面，日本最初对华的新闻侵略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另一方面，日本的新闻宣传又是其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先锋队。其在华的新闻宣传十分讲究谋略，直接为战争服务，或搜集情报，或制造舆论，是侵略者十恶不赦的帮凶。”[28]文章正文论述了日本在中国办报涵盖的主要地域、办报形式、新闻宣传策略、宣传目的等，将日本侵华战争中为配合日本政治的和军事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新闻谋略做了扼要概括。

王晓岚的这篇论文将研究重心放在了近现代史上与中国有着深切关联，且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无限伤痛的日本侵略者，对其利用媒体来充当发动侵华战争的先锋队这一事实做了比较概括的梳理，使学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视角无疑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及丰富，同时也从学理层面引发了相关学者的思考。美中不足是研究比较泛泛，缺乏更加深入有力的文献材料支撑。

笔者曾在2010年发表了《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及东北新闻界的抵制》一文[29]，文章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日本侵华的重地东北，将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的新闻侵略及所遭受的抵抗做了简要梳理。论文首先对日本在东北发动新闻侵略的目的及发展阶段做了进一步明确及厘清，其次对日本在东北设置的新闻机构的使命及侵略手段做了剖析，然后将视角转向当时的东北新闻界，通过部分国人媒体对日本新闻侵略的顽强抵制，展现了东北新闻界面对帝国主义强权及舆论侵袭的警醒意识回击历程。

该论文的亮点之一是将尘封已久的部分民国学者文献进行了重新打捞，尤其是对高伯时所著《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实况》、赵新言的《倭寇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及许多民国一手报刊资料的呈现，使文章的立论有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对于东北新闻界在日本侵略期间的反击也令此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立体性，但文章并未对“新闻侵略”的概念予以明确，很多论述也碍于篇幅的局限未能对东北新闻界的更多个案做深入探讨。

2013年，刘会军、张瑞发表了《大北新报的创办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新闻侵略》一文，该文以日本报人中岛真雄于1922年10月在哈尔滨创办的《大北新报》为研究对象，从该报创办的背景、创办初期的出版发行及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做了论述，同时提出了“新闻侵略”这一概念，将其表述为“所谓新闻侵略，主要是指以新闻机构和新闻媒体为载体，配合军事侵略的步伐，进行情报搜集和殖民宣传、殖民文化渗透等活动”[30]。继而指出，《大北新报》创办后立即成为日本在“北满”地区进行舆论欺骗和殖民宣传的重要媒体。

该论文一方面弥补了之前研究中对媒体个案缺乏深入研究的不足，将日本在“北满”地区展开新闻侵略的重要报刊媒介《大北新报》做了一定的分析，同时也用比较简洁的表述对“新闻侵略”的概念加以强调，这也是在前述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的一个明确论断。但关注视角略显单一，概念的阐述也相对单薄。

2019年笔者发表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以〈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笔战为中心》[31]一文，以东北国人报纸代表《东三省民报》与日本人报纸代表《盛京时报》为考察重心，将发生在1924—1925年间东北新闻界一场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关于“文化侵略”真伪之辩进行了系统梳理，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媒介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强加，虚假信息的传递等行为做了深入论述，同时对东北新闻界极力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话语权，帮助普通民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开掘。

此外，学者齐辉、梁德学、虞文俊等人多年来也对于日本对东北的新闻宣传、新闻监管与舆论控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齐辉等的《〈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变》（《民国档案》2009年第3期）、《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新闻监管与舆论控制——以伪满弘报处为中心讨论》（《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试论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广播侵略与殖民宣传——以日本在“满洲国”的放送活动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论势力的扩张与建构——以“满铁”在华新闻活动为中心的解读》（《现代传播》2015年第11期），梁德学的《大陆浪人：日人在华办报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新闻界》2015年第9期）、《近代日本人在华中文报纸的殖民话语与“他者”叙事——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的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歧义的“吾国”——金子雪斋与〈泰东日报〉的“中国认同”（1908—1925）》（《大连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灰暗处的“寄居者”:“关东州”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群体——以大连〈泰东日报〉为中心（1908—1947）》（《新闻记者》2019年第8期），虞文俊的《沙俄统治下“关东州”新闻事业及其管制——兼谈日俄战争中的新闻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满洲伪弘报协会”探微》（《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宣传·殖民·战争：日本统治下旅大新闻业的发展与扩张》（《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3期）等。

以上这些论文成果无疑丰富了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利用媒介发挥作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日本发动舆论战争的可怕。但是由于常常是某个截面，且多以日本人媒介为观照视角，较少涉及东北新闻界的反抗，因此研究尚不够全面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