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登师公班

古登村是镇圩瑶族自治乡中的一个行政村，明清时属三畔镇巡检司管辖。在寨鹿村和西燕街的村人看来，古登村人属于讲“蛮”的一类人。这里的居民对此区分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他们不觉得口音的不同而显现任何身份的歧视，倒是觉得西燕、大丰、明亮和巷贤等地的讲“壮”人在人情上比较刻薄，为他们所不齿。而且这里的师公和道士都很鄙视西燕往南一带讲“壮”地区的师公仪式，认为他们只会在仪式中贪婪地向主家索要钱财。从前文我们可知，古登村最早的师公为乾隆以前的黄特经，但现在已无此人的丝毫信息。现在古登村师公的掌坛师父蓝丰林生于1936年，于1961年戒度为师公。他从镇圩乡怀因村来到古登村拉某庄上门，其子韦克生，也是师公班的重要成员。蓝丰林只读过初小，入赘韦家后才戒度为师，与他同时戒度的还有其韦氏兄长韦成标。蓝丰林抄录的祖师名单如下：

罗仁宝、彩宁、庙发、庙德、仁奇、仁宗、仁卯、庙显、石法光、蓝印花、蓝印春、蓝印接、蓝印泰、罗印金、樊印明、姚印祖、罗善经、罗善传、蓝善法、蓝桂历、蓝学通、蓝学新、蓝兆仪、蓝树花、张德瑞、蓝德安、蓝承益、蓝承念、罗妙珍、罗妙贵、韦显官、韦妙珍、罗法元、罗建昌、陆仁祥、卢妙显、甘学明、赵学统、黄法清、罗善教。

从蓝丰林所抄录的这份祖师名单来看，可知如下情况：一是该名单中有两人的名字曾在西燕师公班和寨鹿师公班的祖师谱系中出现，那就是甘学明、赵学统；二是该名单认为西燕师公谱系中的黄法清为其祖师；三是该名单还认为其祖师来自大龙洞，那定师公班祖师谱系中的石法光也是其祖师之一。然而蓝丰林的这份名单显然并没有严格的传承关系，而且有些许变动，韦克生根据自己记忆写出了与上述名单略有不同的祖师名单：

潘玉偕（蓝丰林爷爷，在马山县金钗戒度为师公，来镇圩乡怀因村上门），覃朝流（宾阳县），朝莫（宾阳县），罗建昌、姚印祖、姚印福、仁宗、仁讼、印余、蓝兆义、罗仁宝（洋造村头歪庄），蓝桂历（佛子村拉吴庄），罗善传（洋造村排王庄），罗显盖、兰印春、罗善教（洋造村排椿庄，蓝丰林之师父），韦显方、韦显克、蓝学通（正万村），韦妙珍（古登村上用庄，韦克生二爷，韦德联的师父），罗妙成（古登村九冬庄），罗妙兴、卢妙显（江卢村），蓝印接（洋造村排王庄），蓝善法、蓝德安（排王庄，蓝印接之子），张德瑞、张德义（张盛林的父亲），蓝学文（洋造村排王庄），韦德联、韦承北（排红庄，罗善传的外甥，蓝丰林的弟子），罗承印、蓝吉贵（蓝善法之子）。

从这两份名单来看，我们首先可以看出他们对祖师的书写与记忆在排辈上并不十分清晰，难以分清明确的传承谱系。这应与该村较短的师公传承历史有关。据蓝丰林介绍，古登村最早的师公是张德瑞和张德义两人。根据他们大致的生活年份可以推断，古登村的师公最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大部分的祖师来自洋造、排王等镇圩乡村庄。

两套谱系的名单颇有出入，蓝丰林所列的祖师名单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抄录的，而韦克生的名单是他在2000年受戒之后才逐渐习得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韦克生名单上的祖师分布地区相对集中，而蓝丰林名单中的祖师则有西燕师公班、寨鹿师公班和那定师公班的部分祖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30年来古登村师公班的活动范围的变化。蓝丰林的名单之所以有西燕各地的祖师，或许与他们之前较大的活动范围不无关系。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地新戒度师公的增多，每个师公班的活动空间慢慢缩小，这与前述几个师公班所显示状况相同。

现在古登师公班中一起做仪式的师公有蓝丰林、韦克生（拉某庄），蓝天永（堆老庄，由塘叉庄来上门，古登村道士班师父蓝天杰之兄），蓝如芳（九冬庄），韦绍宏（敢夏庄），张盛林（板江庄），张马义（板江庄），张盛纪（板江庄），全部都是古登村人。与蓝丰林同时戒度的韦成标，本来与他们一起做法事，但据当地的道士蓝继龙讲，韦成标为人比较刻薄，事主不喜欢叫他做法事，因而受到师公班成员的排挤，现在主要跟洋造村头歪庄的韦冠荣等人一起做仪式。韦冠荣是蓝丰林的弟子，同时也是寨鹿师公班掌坛师父覃教柏的内弟，这两人时常在一起交换唱本或科仪书。古登师公班现在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古登村的11个庄，周围的东罗、洋造两个行政村若有做斋等大型法事，则会到古登村来抽调部分人去帮忙，而且时常请蓝丰林为高功。

综上所述，西燕和寨鹿师公班的师承谱系较为清晰，而且现在的师公都彼此承认以前曾为同一个师系，后因弟子增多才逐渐分开做仪式。古登师公班的祖师谱系相对繁杂，这与其师承源流的多元性有关。一方面，他们认为其祖师来自西燕；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大龙洞一带的师公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古登、洋造等镇圩乡各地的师公传统也对他们有所影响。故而很难言明每代祖师的排辈及其居住地。那定师公班的两套谱系说明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该师公班分开做法事的趋势。虽然此前大家都是同一祖师，但随着仪式空间与活动的分离，龙江一带的师公与那定、岜独的师公逐渐分离，从而让我们看到两套不同的分支谱系。这充分体现了上述师承谱系所具有的后设性。因为直至20世纪90年代，各地师公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覃教柏曾说其师父曾到大龙洞村和龙江村参与师公的戒度仪式，而覃教柏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仍到西燕一带参与做社，何善明亦说其父亲曾到西燕、镇圩一带做法事，可见当时的师公数量之少及其活动范围之广，且其彼此间的仪式并不像现今那般的具有诸多不同。现今师公对自身师承系统的梳理，也说明其彼此间的身份认同日趋明确。不过，各地师公在不同地方所面临的仪式环境不一样，这导致了其仪式上的变化，这将在下节进行讨论。

以上4个师公班在师承谱系上来看，寨鹿、西燕和古登师公班有共同的祖师。那定师公虽然在祖师谱系上与这3个师公班没有直接关联，但从其所用的仪式文本和对已故祖师的活动叙述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别并未如其所强调的那样明显。同时，从各个师公班所提供的祖师名单来看，4个师公班的传承时间都是在清末以后。

在现实的仪式或日常话语中，各个师公班对于自身与其他师公班的异同比较在意。具体而言，寨鹿师公班和西燕师公班都确信他们的祖师是相同的，这可以从上述对于寨鹿师公排辈的分析中看出其师承的重合性。但在具体的师承谱系上，笔者难以找到除两位宾阳祖师以外的师承谱系的重合之处。这一现象说明了师公欲透过师承谱系的重构来体现自身仪式传统的正统性。在戒度仪式或师公金书中，师公很注意防范“歪门邪道”之人对法事现场的侵扰，同时强调自身所学法术的正法性。这一系列的话语都强调了作为民间仪式专家的师公，对于自身仪式正统性的维系。这样的维系既体现在与道士等其他仪式专家的互动上，也体现在仪式实践和文本书写中。